关税正冲击全球预期。全球产业链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巨大的波动和不确定时代，这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碎片化
编辑｜王延春
3月，外国企业家密集来华。
苹果公司CEO（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现身北京。他和中国娱乐经纪人杨天真在景山公园交谈、漫步，用苹果手机自拍，到三里屯餐厅吃饭被接连偶遇。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罕见地到访中国，先是和高通公司总裁安蒙一道拜访了雷军的小米汽车工厂，接着又参观了比亚迪公司的深圳总部。
库克和李在镕都是为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DF）而来。春节期间，Deespseek横空出世，电影《哪吒》票房高歌猛进，中国资产再次迎来重估时刻。3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上，全球企业界、资本界、学术界多位人士出席。他们希望获取中国政策的最新动向。尤其是，中国刺激国内消费的决心有多大？中国将如何应对关税战？
CDF召开之时，美国尚未公布4月2日“对等关税”的细节政策——在今年加征20%关税的基础上，对中国再加征34%的关税；此外对进口自英国、澳大利亚、巴西、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的商品均征收10%的关税，对欧盟商品征收20%的关税，对日本商品征收24%的关税，对韩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越南商品征收46%的关税，对柬埔寨商品征收49%的关税……美东时间4月2日，美方公布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
是否继续加注中国？美国加高关税以推动制造业回流，中国能否通过谈判取得缓和空间？人工智能产业有哪些投资机遇、又面临哪些失控风险？不断攀升的关税壁垒成为笼罩全球经济的阴霾，但城堡投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格里芬在CDF说，“毫无疑问，比去年更加乐观，我感到更多的信心、感到激励。很多人都看到未来更有前途了。跟去年相比，人们都更有信心。”
关税壁垒加高，全球产业链版图将如何改写？关税正冲击全球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指出，全球的产业链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巨大的波动和不确定的时代，自2000年以来，全球产业链已经历了三次重大重置。第一次重置发生在2011年，由日本地震和泰国洪灾引发，促使全球企业重新评估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
第二次重置出现在美国拜登政府时期，其“小院高墙”政策和科技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宣布美国要执行产业政策、不再遵循《华盛顿共识》以后，导致全球产业链进一步碎片化。第三次重置即“特朗普2.0”时期。朱民表示，高关税在根本上改变了产业链的地理位置和配置问题。“特朗普2.0”更大的冲击在于不确定性。
朱民认为，这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碎片化。特别是自从沙利文宣布美国要推行产业政策后，全球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从2023年年初不到100项上升到了2000项，各国都纷纷采取产业政策。
美方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高关税可能根本上改变产业链的地理位置和配置。而所谓的“对等”不只是关税对等，还包括国内税收、国内市场、资本市场开放、资金流动约束对等。
在CDF，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晓仑说，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在海外雇用了5万多名海外的员工，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有350多个机构，国际业务占到集团业务的40%。涉及能源、冶金、汽车，也包括农业机械、纺织机械，以及工厂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
然而，不确定性是长期资本和业务规划的巨大障碍。“现在我们不得不在成本、效率和安全、韧性方面进行平衡，包括一些标准、地缘政治、关税的考量。”张晓仑说，现在确确实实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稳定已经严重影响了全球化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公司业务的持续和稳定。
“我们需要长期的确定性才能够更好地部署未来的投资。”托克集团董事会执行主席卫杰明说，托克集团在150多个国家都有业务布局，去年全球的业务收入大概在2400亿美元。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李瑞麟判断，全球贸易的结构性变化将从根本上重塑未来数十年的供应链的版图。像半导体、消费电子产品还有汽车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美国公司的利润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中国和“全球南方”的贸易据预测将会在2035年增加1.5万亿，可能就不再那么依赖于西方市场了。重新工业化是一个全世界各地可能都会出现的趋势，也包括在欧洲。
“全球产业链的核心是成本最低化、效率最高化。进入2025年后，全球产业链企业的重构和并购滞缓，大型企业的长期投资滞缓。原因很简单，不确定性是如此巨大，长期投资者都需要观望。”朱民说，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为2.7%，远远低于2008年以前全球3.5%的增速。但亚洲的新兴国家将继续保持4.7%-4.8%增长，还是强增长，产业链的成长和扩张也是重要力量。
许多外企依然看好中国市场。英特宜家集团首席执行官阳森瑞说，宜家有87年历史，在中国经营超过60年，宜家不担心下一个季度或者明年的表现，都是以几十年为考虑，是一个有长期思维的企业。今天宜家在全球销售的25%的产品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宜家有自己的工厂，也和中国超过300多家的供应商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想的是未来的60年。”
“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可能失去十年发展成果的风险。”在首日举行的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论坛上，世界银行运营常务副行长安娜·比耶德先是发出了警告。
安娜·比耶德说，全球贸易政策转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债务高企，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和严重。随之而来的，人们信心减弱、投资和消费放缓。今天的108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有望在一代人或者两三代人的时间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加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经济增长每损失1个百分点，贫困人口数就会增加1亿人。”对此，安娜·比耶德提出的建议包括，重振生产率增长；促进私人投资；应对人口老龄化，尤其东亚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此外，管理颠覆性技术的影响，这将影响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低技能工人。
另一场论坛上，柏林全球对话创始人兼主席、欧洲管理技术学院教授拉尔斯·亨德里克·罗勒重申了捍卫既有国际组织的重要价值。他说，确保多边机构不受到破坏，这非常重要。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要让他们有更多资金、在不同问题上都能够发声。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全球秩序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地震”，国际法或是国际经贸规则会遭到破坏，但挑战和机遇也是并存的。中国可以超越短期利润的最大化，制定一个可持续需求刺激的规划。但所谓的“总需求”，不光是要将目光投向消费能力，还应该包括促进环境、经济和社会等若干方面在内的可持续增长的政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建议中国，以福祉为中心进行公共投资。在地球自然资源的极限之内，不仅是增加物质财富，更多要向环境、健康和教育进行投资。此外，提高工资和家庭收入在GDP（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占比；加大对创新的投资，包括对大学的投资。“现在美国科学经费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是在减少的，美国大学也是如此。这反而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好的时期和机遇。”斯蒂格利茨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CDF表示，目前对稳增长来说，消费比投资更重要，需要用过去抓投资的力度和投入抓消费。比如拿出5000亿元刺激资金用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将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由200多元增加到400多元。这对短期扩大消费的政策效果更好。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说，目前中国出台这一揽子提振消费的政策，绝不能是简单的应急之策，而是固本之基。消费增速放缓、消费率过低，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促消费或是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需要实施的战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激励体系的构建。这涉及消费税的下沉改革，也涉及如何在地方政府考评体系和规划体系中加大消费类指标、民生类指标的比重。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在CDF谈及，阿根廷、越南、美国……不只是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改革。国家间的竞争实质上是改革的竞争。中国已经进入技术引领经济发展的阶段，建议在上海、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甚至西安等有条件的地方，组建科创特区，对技术落地适度监管，对地方官员考核适度松绑。要为真正的“专精特新”小企业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当下，全球经济与贸易环境仍处于剧烈震动中。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列出数据认为，全球化并没有停滞，而是一种新的方式在展开。“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全球化重要力量，2002年—2022年的20年实践中，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份额由接近20%提高到40.4%，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出口占比也由29.7%提升到45.1%。中国经济依然是推动全球化重要的力量。
“中国正在从中低端的加工制造基地，转向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参与方。”王一鸣建议，中国继续推进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推进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和智慧。
责编 | 秦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