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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史语境中，明代复古派领袖李梦阳往往与“诗必盛唐”的标签牢牢绑定。但少有人关注到，标榜宗唐的李梦阳实际上却有部分诗作风格近于宋诗，并因此遭受到来自复古集团内部的攻讦。
此类批判可追溯到正德十二年（1517）左右发生的“李、何之争”。何景明质疑李梦阳道：“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今仆诗不免元习，而空同近作间入于宋。……江西以后之作，辞艰者意反近，意苦者辞反常，色澹黯者而中理披慢，读之，若摇鞞铎耳。”（《与李空同论诗书》）何景明声称，李梦阳近年诗作颇具宋诗的粗疏卤莽之气，背离了当初共同追求的“以盛唐为尚”的审美理想。尽管受到何氏诘难，但李梦阳自己似乎并未意识到宋调对其诗风的“侵蚀”，作为坚定的复古主义者，宋诗一直是他极力批判的对象。李梦阳云：“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缶音序》）李梦阳讥刺宋人黄庭坚、陈师道诗作“不香色流动”，而这一指责却与何氏对其本人诗作“色澹黯”的评价有近似之处，均是批评诗歌缺乏光彩流动之美。徐泰亦指出李梦阳诗学思想与具体创作之间的矛盾：“独其论黄、陈‘不香色’，而时不免自犯其言。”（《诗谈》）
深恶宋诗的李梦阳不太可能以宋人为师，那么其诗作中又何以会出现近于宋调的“疏卤”风格呢？何景明并未给出清晰答案。但结合李梦阳的诗论与创作来看，其“间入于宋”的主因应是对杜甫诗歌变体的效拟。
李梦阳认为“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六）正是因为将杜诗视为完美的典范，李梦阳才会对杜甫开宋调风气的变体不加区别地学习，其诗歌创作相应地也呈现出宋调特征。从体裁来看，李梦阳五古以汉、魏、晋、宋为师，受杜诗影响较小；歌行、五律虽学杜，但招致批评相对不多。其最受诟病的是在绝句与七律上的拟杜。
明清诗论的主流观点认为绝句正宗乃李白、王昌龄、王维诸家，而杜甫绝句不可为法。如杨慎称在绝句方面，“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唐绝增奇序》）所谓“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即指李梦阳。申涵光曰：“绝句……惟杜诗别是一种，能重而不能轻，有鄙俚者，有板涩者，有散漫潦倒者，虽老放不可一世，终是别派，不可效也。李空同处处摹之，可谓学古之过。”（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九引）李梦阳绝句中之拟杜者，在体制特征上多效法杜甫漫兴体而以对句结尾，与通常认为的绝句正体之宛转自然、承转启合的结构迥异，如“蝶沾蜂湿徒增忌，杏绿梅黄亦苦心”“挥锄荷笠能辞苦，浪泼云翻虑尔忙”（《喜雨》三首其一、其二）“丁宁百舌浑休语，遮莫林莺且自飞”（《杂咏》）等句，皆为此类。在语言表现形式上，李梦阳与杜甫乃至宋人绝句相同，好以俚俗之语或谐谑游戏之辞入诗，如《太白山人仙游吴越稔矣日者卜居吴兴而婚施氏妻妹予闻之辄诗嘲焉二首》《钱园二绝句》等。在表现内容上，李梦阳绝句时常会呈现出“以议论为诗”甚至“以骂詈为诗”的宋调特征，如“汝虽天生刚直物，岂容出地头头尖”“即使盛衰遵物理，何须反覆似波澜”（《痔不可车旬日乃造于东园春葩向残夏英欲起慨焉动于老怀再赋绝句十首》其四、其九）“行边莫便锄闲草，但入林园仗主人。”（《客有欲除我东园草者诗以止之》）等诗句，将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讽刺寓于寻常景物的描写中。
而李梦阳七律学杜变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梦阳部分七律呈现出粗豪疏卤、瘦硬拗涩等宋调风貌。胡应麟指出杜甫七律“变多正少，不善学者，类失粗豪”，又认为“献吉于杜得其变，不得其正，故间涉于粗豪”，将李梦阳七律粗豪风格的出现归结为其对杜甫变体的学习。胡氏同时又指责宋人学杜变体云：“苏、黄矫晚唐而为杜，得其变而不得其正，故生涩崚嶒而乖大雅。……修水学老杜，得其拗涩而不得其沉雄。”（《诗薮》）胡应麟对李梦阳与苏、黄学杜“得其变而不得其正”的评语完全一致，似可间接说明胡氏认为李梦阳学杜变体的七律实已堕入宋调。许学夷亦评李梦阳七律曰：“有生句、稚句、庸句、鄙句，其卤莽率意、近于学究者有之。”又曰：“献吉之卤莽率意，昧于杜之变。”（《诗源辩体》）孙枝蔚亦谓李梦阳七律“间入于宋”（朱彝尊《明诗综》卷二九引），这对于一心宗唐复古而鄙弃宋诗的李梦阳而言可谓莫大的讽刺。
我们若具体考察李梦阳七律便会发现其中确有近于江西诗派的粗豪生涩之处。如李梦阳《杪夏急雨江州》一诗：“急雨吞江倒石根，吐云匡岳近城门。惊雷不下双蛟斗，孤电能开九叠昏。白昼黄涛翻庾阁，苍崖翠木溜陶村。乘时诧有扶摇力，六月东南见化鲲。”从语言风貌、用字造句上看，这首诗显然借鉴了杜甫《白帝》中的诗句：“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一诗被许学夷认为是开宋人风气的“大变”之作，李梦阳的摹效之作带有好奇尚硬的宋诗体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再如胡应麟曾批驳黄庭坚之学杜：“鲁直‘黄流不解浣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自以平生得意，遍读老杜拗体，未尝有此等语。独‘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稍类。然亦杜之僻者，而黄以为无始心印。”（《诗薮》）“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是杜诗《愁》中的一联，胡应麟认为黄庭坚不善学杜，偏学杜诗拗律中以此联为代表的最为僻涩的一路，对此横加讥评。但李梦阳《将至安仁》中“盘涡浴鹭缘谁喜，下濑双帆他自亲”就在极力摹拟此联，胡氏对黄庭坚的讥刺其实亦可用来评议李梦阳。
第二，李梦阳七律的宋调诗风常以拗律形式体现。方回谓拗律句法“惟老杜多，亦惟山谷、后山多，而简斋亦然，乃知‘江西诗派’非江西，实皆学老杜耳”。（《瀛奎律髓》卷二五）《环溪诗话》亦云：“盖其（杜甫）诗似律而差拗，于拗之中又有律焉。此体惟山谷能之。”拗律本是杜甫着意突破声律束缚的一大创新，后被江西诗派承袭并进一步发展。宋人往往将拗律视为最能体现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诗歌特色的艺术形式，而李梦阳所作亦颇多生新瘦硬、粗豪疏卤之拗律，如《霖雨汹涌城市簿筏而行我庐高垲尚苦崩塌何况黄子住居湫隘诗以问之》《雪后困酒和王左史》等篇皆为典型代表。胡应麟称杜甫“七言拗体诸作，所谓变也。宋以后诸人竞相师袭者是，然化境殊不在此”，又云：“老杜七言拗体，亦当时意兴所到，盛唐诸公绝少。黄、陈偏欲法此，而不得其顿挫辟阖之妙，遂令轻薄子弟以学杜为大戒。近献吉亦坐此。”（《诗薮》）胡应麟指出，杜甫七言拗律是与盛唐气象对立的变体，黄、陈等人却刻意效拟，并非真正善于学杜者；李梦阳身为复古派领袖，却追摹杜甫拗律，实为步江西诗派之后尘。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列举杜甫《黄草》《所思》《白帝》《望岳》等七言拗律，称这些都是“宋朝诸公”和“李献吉辈”共同效法的“大变”之体。清人陈文述亦谓李梦阳：“七律为世所推，不知最无足观。摹仿少陵，皆其下驷及拗体耳。”（《书李空同集后》）
身为文人领袖，李梦阳效拟杜甫七律变体之风亦延及当时诗坛，正如胡应麟所云：“弘、正七言律，李、何外，集中殊寡佳者，往往为杜陵变体所误，气骨虽胜而韵调殊乖。”（《读顾华玉诗》）其中的典型代表为熊卓、殷云霄、郑善夫等“献吉派”诗人。胡应麟批评因李梦阳学杜七言拗律，“时尚风靡，熊士选、郑继之、殷近夫辈，七言遂无一篇平整，皆贤者之过也”，又谓熊卓、郑善夫不过是学杜七律“其表表者”，“所得声音相貌耳，又皆变调”。（《诗薮》）
要之，李梦阳虽在论调上尊唐贬宋，但其具体创作却因效拟杜诗变体而成为宋代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异代同调。他对复古理想这种无意识地背离，被秉持宗唐复古理念的诗坛后辈所诟病，并为嘉靖前期诗学新变的发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诱导因素。
（作者：王春翔，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